1948年9月30日51配资网，国民党上海特刑法庭上，当中共地下党员王孝和听到自己被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”时，他的脸上竟浮现出了坦然的笑容，这个笑容刚好被《大公报》记者抓拍下。正是在这一天，他被执行了死刑。
王孝和在国民党上海特刑法庭上
这张后来被留存下来的照片，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大义凛然的革命者。这张照片，也成了他的妻子忻玉英和两个女儿最珍贵的回忆。这张照片也是忻玉英最喜欢的一张，她后来总说：照片里的孝和一脸正气，把周围的国民党衬得更邪恶了。
王孝和就义8个月后，上海解放，一年后，新中国成立，他为之付出生命的革命终于取得了成功，牺牲在黎明前最后一刻的他，也被定位了“烈士”。
1949年11月，王孝和的母亲、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
展开剩余92%忻玉英（左三）和婆婆（左四）和两个女儿在王孝和追悼会上
也是直到此时，忻玉英才慢慢地真正了解了丈夫和他的革命事业。
嫁给王孝和之前，忻玉英是个地道的村姑，她没上过学堂，除了织布，她几乎没有任何生存技能。忻玉英并不知道，自己的“没文化”，恰恰是王孝和愿意娶她的原因之一。
忻玉英在7岁那年，就和11岁的王孝和订了婚，他们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。可眼看着到了结婚年龄，王孝和却迟迟不来迎娶她。后来她才知道：他是参加革命了。
不知情的忻玉英和母亲前往上海，并找到了王孝和。他们当时的想法是：他必须给一个不肯结婚的理由。
再次见到王孝和那年，忻玉英年方十八，因为长期在村里生活，她的样子看起来有些“土”。而已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当抄表员的王孝和，则看起来新潮时髦。后来，在回忆他们成年后再见的情景时，忻玉英说：
“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成人后的模样，看他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，显得很精神，而我全是一副乡下姑娘打扮。”
第一次见面时，王孝和问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，比如：“你信不信佛”，“在乡下都干些什么”，“乡下局势怎样”等等，这些问题都让她觉得很诡异，直到他牺牲后，她才知道：他的这些问题都是替组织问的。
忻玉英当时的回答是：“我不信佛”，“在乡下就是织布”，“乡下的国民党很坏”等等。她一直记得，自己说国民党很坏时，王孝和一脸的凝重。他们当天谈得很投机，期间还去吃了一顿午饭。
也是从这次谈话起，王孝和对忻玉英变得热情起来了。忻玉英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后来她才知道：那些问题，都是组织让他问的，为的是考察她是否适合帮助革命。
在另一次约会时，忻玉英发现他们约会的马路对面一直有个人看她。这个人正是王孝和的直接领导沈鸿春。沈鸿春点头后，王孝和才终于下定决心接受这桩封建包办婚姻。沈鸿春当时对王孝和说：
“乡下姑娘好，朴实、单纯，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，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。结婚后，可以培养她协助他们搞地下工作，让你们家成为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站。”
当然，这些话，忻玉英事先并不知情。她只以为：王孝和是看了她本人，并且和她聊得投机，才改变主意接受这桩婚姻。
王孝和
婚后，忻玉英发现丈夫很奇怪：他经常带一批批的人来家里搓麻将，还偷偷摸摸的。忻玉英纳闷：穷人家怎么还搓麻将呢？更让她纳闷的是：每次他们搓麻将，他就让她去门口坐着，还叮嘱她说：“如果有陌生人来，你就敲三下门”。
“打麻将怎么偷偷摸摸的啊？”忻玉英非常不解地问。王孝和只好编谎道：“你就出去看着，防止有人来抓赌”。
忻玉英每次都乖乖坐在门口看着，有时进去上厕所，却总不见他们搓麻将。见她一脸疑惑，王孝和总笑笑说：“我们等下就好。”
忻玉英当然不知道：在她家搓麻将的，全是地下党，他们是用搓麻将作为掩护秘密开会。每次开完会后，王孝和还会将资料交给忻玉英，让她送出去。
到此时，忻玉英就已经参与革命了，当然她自己并不知情。她很顺从地将丈夫给她的东西送出去，因为不识字，她也懒得看内容。她后来这样回忆自己“送情报”的生活：
“每次送东西，他告诉我在什么地方，看到有人拿着锄头锄地的就把东西给他。有时候，是一个人咳嗽吐口痰，就把东西塞给这个人；有时候有个人摸出一块手绢，擦擦鼻子，就把东西给这个人。
接头的人各种各样，我都认识但叫不上名字。还有一些材料，藏在我们阳台上的一个洞里，洞口放了烂泥巴和砖头。要用了，就把洞再挖开来。前几年我去看，阳台上的洞还在的。”
忻玉英虽觉得丈夫让自己做的事很奇怪，却从不问，她相信自己的直觉：王孝和和来家里的人，全是好人。
好人和坏人怎么区分？忻玉英说不出来，她判断“好人”“坏人”，一直纯靠直觉。
王孝和对忻玉英非常和善，他总拉着她的手抱歉地说：“咱家条件不好，委屈你了”。王家确实不富有，他们当时住在汉口路一个只有五六个平方米大的房间里，房间周围都是煤球炉子，房间里睡满了人。家里的床是用几块铺板拼起来的，床尾还锯了一段，因要放一个马桶。
直到搬出去租房子住后，他们才总算住上了宽敞一些的房子。忻玉英当然不知道：他们租的这个房子也是组织帮忙找的，他们找房子的唯一参考条件是：“是否适合地下联络工作的开展”。
忻玉英以为的“爱巢”，在王孝和那里，却是“革命据点”，这点，是她怎么也想不到的。
王孝和
王孝和还有一个让忻玉英觉得“奇怪”的地方：他说什么也不肯要孩子。忻玉英想：女人不生孩子，以后不得让婆婆说道？于是她固执地要生孩子，王孝和拗不过，他们婚后一年就有了第一个女儿王佩琴。
女儿出生后51配资网，忻玉英的公公用捡香烟盒卖来的钱，换来了一张会摇的铁床，她妈妈买来一个五斗橱，王孝和买来了一只三五牌的钟，家里的光景慢慢好起来了。可危险也一步步临近了……
忻玉英察觉到危险是因为：国民党频繁派驻厂特务万一来他们家，她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了，特务对她的丈夫说：
“你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？共产党都是穷人，你干嘛要这么苦呢？你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的头头很看重你的。”
万一还对忻玉英说：
“嫂嫂你做做他工作，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，生煤球炉子？我们头头房子已经给你们弄好了，可以烧煤气，干嘛要这么苦呢？”
不管万一怎么说，王孝和都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。忻玉英傻傻的，丈夫说什么他都信，她只是有些疑惑地问丈夫：“我看不懂了，我们乡下的国民党横行霸道，抓人抢东西，上海的国民党怎么那么好呢？还让我们去住洋房，叫我不要用煤球炉了。他们到底搞什么？”
王孝和看看了妻子后说：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他们是想利用我。”
万一来他们家时，王孝和的身份就已经暴露，他此时最应该做的就是转移，可因为放不下手头的事，且未收到组织撤离的命令，他一直未动。
在此之前，王孝和参加了上电大罢工，因为得到工人信任和拥护，他还被选为了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的支会干事。期间，他不断启发工人的思想，还带领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。
杨树浦发电厂
王孝和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，最初他们是想拉拢他，见他“不识相”，他们才决心除掉他。
1948年4月19日夜里，万一再次来到忻玉英家，并对着王孝和发出了最后的警告：“孝和你当心。已经要动手了。”忻玉英有些紧张地看向王孝和，王孝和理直气壮地对着万一道：“动什么手，我做什么了？我就是为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谋一点福利。”
因为王孝和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，忻玉英依旧是“丈夫说什么她就信什么”。万一走的那天晚上，忻玉英发现家门外有很多人，想起万一“要动手”的警告，她确定丈夫有危险了。
“外面便衣警察有很多，前面后面都有。”忻玉英紧张地告诉王孝和道。王孝和却并不准备逃走，他忙着找出屋子里写了字的东西，烧的烧，藏的藏。看到丈夫这般动作，忻玉英才意识到：丈夫之前说的都是骗人的，他很可能像万一说的那样，就是个共产党。
出去倒灰时，忻玉英发现外头的人越来越多了。“你快走吧！”察觉到事态严重的忻玉英终于忍不住开口哀求了，王孝和一把抱住妻子道：“我没有接到组织让我撤离的通知，我坚决不能走，就是让你受苦了！”
当晚，王孝和抱着妻子对他做了最后的安顿和叮嘱，他说：
“你奶水足，我抓进去以后你可以去做奶妈；小孩可以交给我妈妈去养。生活困难，家里凡是有的东西，五斗橱、衣柜都可以卖掉。我如果有一天能出来，都会把这些东西买回给你。但是平常我让你做的事情、认识的人，绝对不可以讲出来。”
忻玉英终于确定丈夫是共产党了，她完全没了主意，只一个劲地哭。她在乡下时就知道国民党凶残，他们对老百姓尚且凶残，对与他们作对的共产党，不知道要怎样“狠法”。
王孝和似乎已料到了自己的结局，他长叹一口气后哭着对她说道：
“我如果出不来，你年纪轻，就另找个忠实可靠的对象，把我们的女儿佩琴养大，你只要让她知道我是被谁害死的，我就感激你了。”
4月21日，忻玉英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当天早上，王孝和被抓去威海卫路国民党警备大队。那日，一切都似乎平常没有两样，忻玉英后来在接受访问时这样回忆那一幕：
“与平时早上去上班一样，他从楼梯上走下去，我们十个月大的女儿就站在床铺边上扶着走，脚还不时地蹬蹬地，临别时孝和还跟她说Byebye。”
被抓走时，王孝和并不知妻子已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。
王孝和就义前
丈夫被捕19天后，心急如焚的忻玉英终于获准去监狱探视。再见丈夫那天，她哭得像个泪人，多年后，她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：
“他戴着脚镣手铐，一步一步拖着走出来，本来很神气的一个人，竟然变样不认得了。”
当日，见她一个劲地哭，王孝和红着眼眶安慰她道：“不要哭，要好好保重身体”。
将王孝和的衣服换出时，忻玉英又哭了：他的白衬衫上全是血迹。她后来才知道，丈夫在监狱遭受了“磨排骨”、坐老虎凳等酷刑。当她知道“磨排骨”就是拿一根粗糙的木棍，从肋骨上用力往下压、摩擦下去，让血渗出来时，她的心也跟着一阵阵地痛。
王孝和在刑场
王孝和背后，国民党到处抓人，地下党很难开展工作，无奈之下，地下党悄悄给忻玉英带话：让她用闹的方式设法救出王孝和。忻玉英知道：这是她最后的机会，她必须竭尽全力去营救丈夫。
忻玉英到处去告、去闹，国民党政府门口、大光明电影院门口，杨树浦发电厂门口等各处，她都去过。因为她闹得实在太大，惊动了国民党高层，国民党警备司令不得不将她叫去，逼问她是何人指示她这么做的，她坚持说：
“没有人教我，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要给王孝和洗冤，他是个好人。你们不讲道理，乱抓人。”
忻玉英不知道，若非自己一口咬定：她自己也很有可能会被抓进去。
9月，即王孝和被捕5个月后，忻玉英在报纸特刊上看到丈夫被执行死刑的消息。那一刻，她的脑子完全地空白了。哭过喊过后，她决定放手一搏，她抱着孩子、挺着大肚子，带着婆婆到了监狱门口闹。
一个孕妇带着婆婆和孩子在监狱门口闹，这事很快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注意。当日，因为围观的人实在太多，监狱门口的交通完全被阻塞了。
慌了的提篮桥监狱的警卫用宽皮带拼命抽打忻玉英，新闻记者拼命按快门，围观群众也愤怒了，他们对着警卫喊：“你们打她干什么，她那么大肚子，还抱着小孩，她又没有犯罪！”
多年后，忻玉英回忆这段时满怀感恩地说：
“很多人自发赶来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。特刑庭害怕了，宣布改期执行。解放后才知道，我是起到了地下党不能起到的作用。”
忻玉英的作用终究有限，几天后的9月30日，国民党对王孝和执行了枪决。忻玉英事先并不知情，也因此她一直恨恨地骂国民党是“秘密处死”了丈夫。
解放后，忻玉英和两个女儿
是在解放后，刽子手被抓起来后，忻玉英才得知了丈夫遇害前的细节：处置他的刽子手杀人无数，却因同情王孝和而下不去手，刽子手说：
“我太同情他了。他一路上讲的道理感动我，我下不了手，却让他受痛苦。我打了三枪，没打准，我的手在颤抖。”
忻玉英还得知：丈夫死前，并没有和其他的革命烈士牺牲时一样喊“共产党万岁”，他遇害前喊的是“冤枉”。为何如此？这实际是王孝和最后的抗争：当时的国民党就希望王孝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，他们对他用刑的目的就是逼他承认、逼他供出地下党。
王孝和至死未出卖一人，他用生命保全了地下组织。同样拼尽所有保护地下组织的，还有忻玉英。王孝和被捕期间，国民党曾让她去杨树浦发电厂，他们将所有怀疑对象全叫到她面前让她指认。
那日，忻玉英心脏噗通直跳，她发现：那里的很多人都是她的熟悉面孔，他们经常来她家。可想起丈夫被捕前的叮嘱后，她鼓起勇气昂着头说：
“认来认去，就认识你万一。你经常到我们家里来。别的人我都不认识。”
忻玉英的这句话救了无数人，后来，这些人里的一个姓李的地下党曾说：
“我们几个人的性命，都在忻玉英嘴里。她虽说是一个乡下人，当时万一让她认人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她都认识的，但她一个都不说。”
王孝和遇害21天后，忻玉英怀着巨大的悲痛在保健站生下了他们的二女儿。依照丈夫死前在狱中信件里对自己的嘱托，她将女儿取名为了“佩民”。
看着这个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孩子，忻玉英哭得肝肠寸断。
忻玉英在丈夫墓前
生下二女儿后，没有钱开销的忻玉英住到了婆婆家。地下党知道她的难处，经常塞一些钞票给她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忻玉英总算熬过来了。
王孝和遇难后的日子里，忻玉英经常捧着他在狱中给她写的信哭泣。狱中5个月，他给她写了五十几封信，每封信里，他几乎都要说“对不起她，让她吃苦”。她不认字，但在周围人帮忙念信时，她认得了“对不起”三个字：它们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高。
王孝和写给妻子的信（来源：上海市档案馆）
也是从这一封封信件里，忻玉英才终于把过去的一切都捋顺了。她明白：他骗了她太多太多，他们的婚姻一开始也并非源于“喜欢”、“爱”，而是为了革命。可她恨他吗？她不恨，她已经从他那些满是内疚的信件里，读懂了他对她的感情。
“一段感情，掺杂进了革命，不是更好吗？”忻玉英总这样想，日久后，她越发怀念他了。
解放后，为丈夫举行完追悼会后，她的生活得到了组织的妥善安置。她先是被送到了夜校读书，后又进入上海电力专科学校进行正规学习。组织上不仅给她安排了正式工作，还给她在小南门分配了房子。房子地理位置很好，还是两间厢房的石库门房子。
日子越来越好过后，忻玉英反而越来越思念丈夫了，每次想起丈夫，她就不停地哭。忻玉英日日哭泣，引发了楼上一名青年的同情。这名青年，正是她后来的丈夫陆祖兰。陆祖兰小她三岁，因知道她是革命者的遗孀而对她分外同情。
日久后，忻玉英和陆祖兰走到了一起。婚后，忻玉英依旧经常怀念和祭奠王孝和。在她的悉心教导下，大女儿和小女儿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大女儿佩琴从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在上海芭蕾舞团拉小提琴，现移居澳大利亚，小女儿佩民毕业后一直从事地方志工作。
忻玉英和两个女儿在丈夫墓前
忻玉英总和两个女儿说：
“解放了，妈享受到共产党的优厚待遇，但是你爸爸是最苦的，一点没享受过。”
然而，没享受过一点优厚待遇的王孝和，死后却得到了殊荣了。
解放后，王孝和被葬入了虹桥公墓，后迁往上海烈士陵园。1988年，王孝和就义40周年之际，上海各界隆重集会纪念。
上海民众在王孝和墓前
2019年11月29日，王孝和先进事迹陈列馆开馆仪式在他的家乡举行51配资网，参与全程的王佩民感动不已，她确信：父亲的精神将永存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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